郎效农的足球人生，简单而纯粹，他就如同一把锋利的战刀，坚定地守护着自己的所爱，毫不留情地挥向对手。刀郎，并不仅仅是一位通俗流行歌手的符号，也是郎效农的人生写照。但，中超至此无刀郎。

　　如果说2004年平息“G7风波”，郎效农是和足协同事们并肩战斗，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他面临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南北分区”，他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

　　8月7日的中国足协中层干部会议上，中国足协决策层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明年中超联赛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联赛部门工作人员的激烈反对，其中郎效农的反对声最大。当夜，郎效农奋笔疾书，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中超继续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直接向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工作的副局长崔大林上书，陈述了自己反对实施南北分区赛制的理由，并且提出了继续实施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后2008年中超联赛的赛程编制方案。

　　随后，崔大林表示自己支持郎效农的意见，也反对南北分区赛制方案，南北分区赛制计划是中国足协决策层自己提出的。10日下午，崔大林来到中国足协，和中国足协决策层开会，彻底结束了南北分区赛制颠覆主客场双循环赛制的想法。继2004年下半年那场闹剧，郎效农再次站在了捍卫中超赛制的最前线，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次自己的斗争对象竟然是顶头上司。

　　南北分区风波平息之后，谢亚龙和郎效农之间曾经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调侃式对话。现在看来，老郎从那时就被打上了休止符。谢亚龙半开玩笑地对郎效农说：“你就是要把我搞下课。”郎效农回答：“谢主任，你是司局级干部，你下不下课是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决定的，不是我郎效农决定的。”

　　年届六十的郎效农今年面临退休，但足协不少工作人员都认为应该返聘这位为职业联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但没想到，郎效农竟然会受到这样一种冷淡的下场。这样的情形，即便在足协工作人员看来，也是“看在眼里，伤在心中。”

　　郎效农生于1947年10月7日，在现在的足协里，他经常被人称做“郎叔”。出生于北京的郎效农，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新时代。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也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离开了学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那时候，郎叔在陕西省侯马附近农村下乡。1970年开始，郎效农被召入宁夏自治区足球队，司职守门员。

　　1978年，郎效农31岁时候退役。退役后的郎效农被分配到宁夏自治区体委工作，80年代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和著名教练徐根宝是同班同学。1990年北京举行亚运会，郎效农被中国足协从宁夏借调到北京参加组织工作，此后被当时的中国足协竞赛部主任李传琪、技术部主任马克坚看中，就留在了北京在中国足协工作。

　　1992年中国足协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改革方向，郎效农也跟随马克坚、李传琪等开始投入职业联赛创建工作，从1994年开始他在职业技术部负责联赛管理工作。1995年，郎效农和张健强、蔚少辉一起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两年后他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从1998年开始担任竞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中国足协中干轮岗，郎叔被调离联赛管理部门，担任中超联赛筹备办公室主任，负责筹建中超联赛。2003年年初中国足协再次中干轮岗，郎效农重新担任联赛部主任，负责联赛管理工作。

　　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但是下半年北京国安队在联赛中罢赛，引发部分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试图改变联赛体制和机制。这场风波把郎效农推到了捍卫中超联赛现有体制和机制，捍卫中国足协在中超联赛主导地位的斗争一线。在这场风波里，郎效农受到了极大冲击。这场风波从10月初爆发到12月结束，郎效农的头发从黑色变成了灰白。2005年到2006年，中超联赛在低谷中艰难发展，但是局势相对平稳。2006年年底中国足协中层干部轮岗，郎效农因为在接下来的聘期内退休，没有参与竞聘，从联赛部主任职位上退了下来，只担任了中超委秘书长。